高三开学啦！庐阳高中花式祝福.....

参见苏永生：《国家刑事制定法对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的渗透与整合——以藏族赔命价习惯法为视角》，《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

这一指数体系包含了70余项具体的指数，其中，和法律有关的指数为七项，通过这七项指数能够较为笼统地了解当地法治基本情况。地方法治指数评估体系应将依法行政作为重点考察内容，要求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为保障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级党委必须善于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评价体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党的领导指数体系作为重要参考依据，侧重于观察领导干部能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具体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导思想，考察公务人员是否具有较强的法治意识，司法职业人员是否德才兼备。自评主体对自身部门的法治建设情况比较了解，能够从第一手资料中获得翔实的信息，以便对本部门的法治工作作出评价。[3]由此可见，法治指数评估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法治指数构建符合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四)司法公平正义 设置司法公平正义指数体系的目的在于全面考察当地各级司法机关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情况。另外，规范和提高地方法律服务水平也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基层法律服务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指数体系同样包含对地方法律服务现状的评价，由此能够准确掌握当地法律服务现状。

总之，开展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工作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和发展，加快地方法治建设的步伐。[6]杭州市余杭区的余杭指数共设置9个一级指数，即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社会平安和谐。因之，这个共同体必须是开放的、互惠的。

无论是客观制约还是主观失误，都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当前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作品叫好不叫座——直接体现是，即便高质量的实证研究，引用率也不高。一个是在文献回顾中，另一个在结论部分，并通常遥相呼应(如图1的步骤V所示)。无论是哪种情形，都属于前文提到的实证研究的第二类问题，即要素在经验世界和理论世界之间转换发生了问题。首先是实证研究选题的没味，也就是说，选题谈不上有问题，但是也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可以说，经验证据的选用，是所有实证研究的核心。[60]参见前注[1]，程金华文，第60～78页。

在法律实证研究领域，和其他大部分的领域一样，中国的问题更接近美国早先年的问题——也就是爱泼斯坦和金所提到的那些问题，有些问题更加明显，有些甚至显得更加幼稚。[55]对于Lee Epstein和Gary King文章的直接批评，参见前注[8]， Jack Goldsmith Adrian Vermeule文，第153～167页。本世纪初，美国两位知名学者李•爱泼斯坦(Lee Epstein)和加里•金(Gary King)[5]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上撰长文，对当时美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现状进行了非常系统的批评。同时，由于部分法学刊物甚至要求文章不能带表格或者少带表格，使得统计结果的报告和解读更加草率。

[25]法律实证研究通常不存在论题的整体缺失，否则基本上没有办法开展研究。裁判文书网给外界的第一印象是数量巨大。法律数据采集者根据自己的采集规则和操作方法，采集自己想要的数据，在本部门的范围之内使用，回避分享和共享——如果实在有必要，只能进行数据交换使用。这些研究有经验问题、有变量、有数据、有统计、有发现，但没有理论，没有做涵义的阐释。

当前部分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作品的统计显得非常随意。[61]不仅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工程催生了一个法律大数据的产业，与此同时，诸如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年会、迈向数据法学、人工智能与法律这样的学术研讨会频频召开，包括《中国法律实证研究》[62]和《实证法学研究》[63]这样的出版物已经面世，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实证研究共同体呼之欲出。

Earl Babbie,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10th Edition, Wadsworth, Thomson Learning Inc.， p.132. [19]前注[11]，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第30～31页。事实上，法学界里的很多实证研究者，也是打一枪换一炮，对自己的前期研究也很少做跟踪研究。

即便在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学界，法律实证研究的操作问题也广受诘难[38]多年以前，刘南平对当时中国法学界的博士论文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大部分的论文没有骨髓，也就是缺乏贯穿全文的中心观点和命题。前注[2]，左卫民文，第45～61页。其中，认知加工流畅度作为该实证研究的主要自变量，是目前绝大多数法学研究读者非常陌生的概念，咋一看，会感觉得不明觉厉，不敢、不愿、不会深读下去。[55]另一方面，美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也的确沿着这两位学者所指明的方向发展。同时，由于前文提到的数据普遍不公开现象，意味着已经发表的法律实证研究作品，几乎没有办法做跟踪研究、对话研究。

[56]参见前注[2]， Theodore Eisenberg文，第1713～1738页。此外，V和VI分别代表理论文献—理论结论、全样证据—抽象论题的衔接，也非常重要。

这部分是因为法教义学研究并没有发展出某种理论，或者法教义学的理论并不太容易进行经验上的证明或者证伪，也部分是因为法律实证研究者对法教义学的相关理论并不熟悉，所以也就直接忽略了后者。一层含义是，在客观上，当前中国法律相关基础数据的数量虽然越来越丰富，但是整体质量不高。

其次，实证研究在确定选题之后，即便是进行了认真的文献回顾，提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分析，并没有转换成研究中具体可以检测的命题假设。参见前注[6]， Lee Epstein Gary King文，第38～45页。

第二个问题是，给定特定判决书的选择范围(比如说裁判文书网、法意数据库或者法宝数据库等)，实证研究者未能说明判决书样本的实际选择标准和过程，使得分析样本数据的边界具有模糊性。事实上，最近几年，读者能够看到越来越多有意思、有意义的选题。但是，用受害人(原告)诉讼请求去测量原告的实际损失，显得非常随意。事实上，绝大多数已经发表的实证研究作品，都有一种对于成熟选题的依赖。

参见Richard H. Sander,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American Law Schools, 57 Stanford Law Review 367，367～483(2004)。[53]也认为，中国同行们已经为我们奉献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

[18]比如，司法不公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抽象概念。也参见尤陈俊：《作为问题的问题意识——从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命题缺失现象切入》，《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5期，第103～109页。

对于大量的非标准化数据信息，看起来令人兴奋，但是真正进行数据的量化科学分析时，到处都是断头路。前文提到，当前公开的大量裁判文书并非完全是标准化的信息。

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法律实证研究的选题问题还表现在理论问题和经验话题之间的没有转换或者转换不当上。[31] 上述实证研究选题的乏味部分是因为客观因素制约，而另外一些则是主观因素导致的选题偏颇或者失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为论题、理论、论据和结论这四大研究要素的残缺，研究要素在理论世界和经验世界的转换不当，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当衔接。首先是实证研究选题的没味，也就是说，选题谈不上有问题，但是也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42]相比当时，现在可以利用的量化法律数据信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矣。[48]在美国，曾经发生一段公案。

以及，程序性还意味着规范性，这不仅要求按照统一公认的要求撰写论文、作好注释，更重要的是强调概念的操作化、抽样的随机性、数据采集的客观真实、资料编码、统计分析、数据解释、报告结果等过程的标准化。我本人最近在参加研讨会时，有几次遇到参与者报告对裁判文书的量化研究。

在文献综述中，通常也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前人研究对论题的理论见解，另一个层次则是基于这些已有见解所形成的可以在经验上证明或者证伪的命题假设。这些困境都会成为中国实证研究者提出一个新选题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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